居民消费率低于30年前,赢取调整期转型先机

加快“营改增”等税制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其二,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重点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促进三大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必须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提升农业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提升工业技术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面向生产、面向民生和面向农村的服务业,促进高新技术与服务业相融合发展,推动第三产业上规模、上水平。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经济步入新一轮调整期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围绕振兴装备制造业,推广集成制造、敏捷制造、柔性制造、精密制造等先进制造,加大投资力度,促进规模发展。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增速趋于放缓。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从国际看,外需收缩对我国仍有较大影响;从国内看,投资增速可能有所放缓。工业生产受制造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大、土地电力供需矛盾和节能减排约束加剧等因素制约,存在进一步回落的可能。

7.产能过剩突出。目前有十几个行业产能过剩。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7亿吨,国内消费量只有5.3亿吨,在建仍有几千万吨。水泥总产能达19.6亿吨,当年消费量为13.7亿吨,在建生产线超过400条,新增产能将超过6亿吨。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我们面临的机遇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只有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从趋势上看,我国经济正步入新一轮调整期,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据初步统计,广东80%的控排企业单位主要产品碳排放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认为,对于广东这样的制造业大省,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过,很多企业在临近关口才参与碳交易,是觉得“政府不一定会动真格”。业内专家认为,这说明当初制度设计时希望激励企业主动减排的目标尚未实现,企业主动履约积极性不高,目前影响交易的最大因素仍然是政策。

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许多地方存在招工难问题;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余,正在寻求投资渠道;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亟待解决产需衔接和价格波动问题;四是农用工业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好,就能够大大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发展现代农业包括发展现代养殖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养殖业迅速发展,在农业中的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提高畜牧养殖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既有利于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满足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抗风险能力。应鼓励和扶持大型现代化养殖场发展。

加快转型的政策路径

5.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偏低,制造业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有所加快,但2011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只有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以上问题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产业体系不完善,核心竞争力不强。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应继续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看到,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状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不可能满足这种资金需求,政府投入只能起到鼓励和引导作用;依靠农户投入也不可行,因为农户自身的积累能力低;综合来看,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是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哪个行业对民间资金开放,哪个行业的发展就快;哪个行业拒绝民间资金进入,哪个行业就一潭死水。如果能进一步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就将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应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区域性、股份制的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以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民间资金大多来自乡镇企业,它们对农业有感情,比较熟悉,过去有些地区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政策时,曾对农业投资作出过贡献。现在大部分乡镇企业已改制为股份制企业,需要根据新情况,运用市场机制吸引它们投资。为此,需要发展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予以确权颁证,长久不变。同时,鼓励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流转集中,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未来尤其需要以加快转型来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和未来

以城市化带动消费增长。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解决好上亿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医疗、孩子上学问题,扩大在城市消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和服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局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其四,大力推动绿色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迫切要求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此,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扩大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洁净煤、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问题分析】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结构调整任务更加艰巨。从需求结构看,201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明显高于最终消费;从产业结构看,三季度第三产业比重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看,前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8%,明显低于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4%的增幅;从节能减排看,一些“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尚不健全,要完成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5%的目标,任务仍十分艰巨。

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产业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支撑产业振兴和经济长远发展。综合运用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手段,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要充分发挥高新区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强调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这是深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新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市场疲软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我们只有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其三,培育创新驱动机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迫切要求培育和确立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为此,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高档数控装置、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软件、整车设计开发流程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优势品牌的大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建立全球生产运营体系;组织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增强投资对消费的带动能力。扩大消费领域投资,提高投资在扩大就业、拉动产业、带动消费等方面的关联效应,通过投资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改善需求结构,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使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一段时间以来,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趋于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形成这种局面,认识上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曾长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短缺经济下生活,对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会,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基本规律理解不深、缺乏经验。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20年的时间,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十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地区、个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投资、高消耗,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这种低消费、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产能过剩,是不可持续的。

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追求过高的速度,必然要大规模地增加资源和要素投入,从而使得提高消费率、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等结构调整目标难以实现。要以牺牲一些速度为代价,来减缓通胀压力,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用市场化的理念富裕农民。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发展致富的主体,促进城乡土地资源、资产、资本有序流动,使农民获得土地收益权和财产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促进农民变“股民”,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10到20年,是我国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高收入国家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于达到这三个条件的难度较大,所以许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区间徘徊,有些国家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要走出中等收入区间,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也在于此。

物价水平高位运行。目前,价格回稳的基础还不稳固,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农业生产基础仍然薄弱,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原油等大宗商品仍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震荡的可能;美欧在主权债务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再次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成本推动仍将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启动以中低收入者为重点的增收计划,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普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从1981年到1985年的“六五”时期,我们纠正了前30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居民消费率曾达到51.8%,成为广大居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5%,仍然低于“六五”时期。所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仍有较大空间。在这方面,应当放开手脚,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力求尽快使居民消费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其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鼓励以“住行”为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服务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

2.优化供给结构

应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我国工业化起步晚,应发挥后发优势,积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只有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上找出路,企业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技术成果和国际专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尽快实现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

走向2012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减弱,以及我国经济周期性回调和潜在矛盾显性化,从内外两个方面增大了我国经济调整压力。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2003年浙江提出“八八战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产业的脱胎换骨。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海洋经济被是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应充分发挥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使大学成为能够提供大量发明专利的创新基地,发挥大学院系和学科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坚持以科研带动教学,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培养创新型人才。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当前发达国家不少企业陷入困境,为我们扩大国际并购、引进技术和人才提供了机遇。应利用好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为引进国外科技资源提供有力支持。

2012年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过去一年,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下一步,成功的经济转型将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创造条件,未来尤其需要以加快转型来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和未来。

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要基地化生产,以大企业为龙头形成产业链;要规模化经营,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生产加工流通体系;要公司化运作,以股权为纽带建立农业公司。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用“提低、扩中、控高”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广大居民的购买力。如果“十二五”期间能将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贯彻落实。

6.增长方式粗放。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5倍,吨钢可比能耗、火电供电煤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20%和24%。2008年我们消耗了全球3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仅创造了全球7%的GDP。

发展现代农业,不仅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客观要求,也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满足二、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城镇化率的迫切需要。我国农业劳动力还有2.8亿人,耕种18亿亩土地,平均每个劳动力仅能种6.4亩地,与美欧发达国家每个劳动力种几千亩、几百亩地比,相差几十至几百倍。未来一个时期,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从农业劳动力中再转移出2亿人,是有可能的。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大体均等,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农业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2.环境压力增大。2007年我国仅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就达60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今后十年GDP若以8%速度增长,那么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将接近百亿吨。“十一五”前四年累计单位GDP能耗下降14.38%,要实现2020年下降45%目标,“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应不低于15%,减排任务相当艰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国际竞争的实践证明,谁掌握了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利润的分配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谋划,力求在科技创新上寻找出路,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产业、节能环保和低碳产业、绿色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要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必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克相关技术难题。目前,许多地方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点,但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围绕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由相关制造和应用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组织攻关,实行协同创新,尽快在新兴产业技术上有所突破,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在这方面,我们有制度优势和成熟经验,应进一步发挥好。

【重要举措】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3%和34%,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0和2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负过重。应尽快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进一步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户的税收起征点,努力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应重点发展物流配送、信息咨询、会计审计、金融服务、网络营销、技术贸易、规划设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如果能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目前世界平均50%左右的水平,就可新增就业1亿人以上,并使社会流通成本大大下降,还能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深化税制改革,还能形成促进企业向研发和营销两端延伸的激励机制。

4.建立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1.工业是我国能耗和排放的“大户”。工业用电量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0%,其中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四大高耗能产业用能又占工业用能的一半。通过技改降低工业企业能耗和排放,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改善环境、实现新型工业化都有重要意义。

十八大报告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习近平2012年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用城市化理念发展农村。就是要按城乡一体化要求推动农村城镇化,通过土地整理,促进适度集中,加快农村社区化进程;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城镇化人口转变从业方式;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权威表述】

4.投资带动性不强。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过大,投资效益不高,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不够。去年国有投资同比增长35.2%,高于非国有投资7.15个百分点。按照国际经验,1元政府投资应带动5元民间投资。

1.能源资源约束从紧。我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能源资源对外依赖较大。据海关统计,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2.04亿吨,石油消费进口依存度达52%;铁矿石2008年进口约4.4亿吨,占中国铁矿石消费比重的60%。

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鼓励企业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造企业的产品开发、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环节,全面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

1.调整需求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低碳经济正在催生新产业成长和结构性变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正在改变全球性生产-消费格局。我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正面临新的挑战。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围绕核心技术和重点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延长产业链,增强应对市场波动能力;优化供应链,形成更紧密合作;控制价值链,形成价值增值能力,保持价值竞争优势。

5.以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8.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生产力布局不尽合理,资源配置效益低。各地区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状况比较突出;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不足、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普遍存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发展后劲不足。这种情况使区域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2.减排困难的企业可以向减排容易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后者替前者完成减排任务,同时也获得收益,这就是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我国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7个地区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4年7月15日为广东省碳交易试点首次履约的时间节点,记者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处了解到,截至15日下午6时,试点企业履约率为98.9%,达到试点预期。

习近平2013年在湖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仍然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转方式、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优化地方税体系,逐步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城乡维护建设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拓宽地方财源、增强财力。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在考核操作上,从注重“过程规范”向注重“结果运用”转变。在考核指标上,从注重“经济增长”指标向注重“综合性”指标转变。在考核方式上,从以“内部考核”为主向以“第三方考核”为主转变。在考核制度上,从注重“政府保障”向注重“法律保障”转变。

本文由京佳教育[微博]供稿

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单位GDP能耗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能效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关,但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方式仍相对粗放、能耗和排放缺乏约束,通过技改推进节能减排的空间还比较大。

健全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价格、供求、竞争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此推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机能,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机制作用。

李克强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说——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不行,经济不适度发展也不行。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就业和收入增加、质量效益提高和节能环保的发展,也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

3.需求结构不合理,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仍然偏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这一特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还有所强化。据统计,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1.3%,2011年仍达51.6%。2005~2011年,消费率下降4.7个百分点,减少到48.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67%左右的水平,影响国内市场规模扩大。

【背景链接】

3.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9.城镇化特别是人口城镇化滞后,制约内需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不强,在城市务工、生活的大批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化为市民进展迟缓,使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现实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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