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数字化,古籍数字化

此外,加强古籍数字化标准化建设,统一建立数据库的标准和规范,也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包括古籍及传统文献数字化用字标准、整理本古籍元数据标准及标注标准、整理本古籍主题词标准等。

2016年8月10日,30多位来自全国绿色印刷企业的志愿者代表,再次...

关键词:古籍出版数字化

由VOCs排放收费引发的讨论

对于古籍出版社数字化转型,谢寿光建议,古籍出版社要坚持内容为王:通过聚合海量资源,遵循行业标准,构建知识服务体系;通过技术推进,不断提高效率、优化服务;通过营销探索,树立品牌,创新模式,专业推送;通过打造平台,搭建桥梁,整合产业链。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华读书报》承办的第26届全...

无论是建数据库,还是搭平台,各古籍出版单位都结合自身内容资源优势,不断摸索古籍出版数字化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以中华书局为例,其古籍数字化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必须遵法守法、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业标准、必须多方协作。对此,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表示,通过近百年来的古籍整理实践,目前古籍的内容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古籍整理规范。针对许多古籍数字化产品质量低于纸质古籍整理图书的情况,古籍数字化必须充分使用古籍整理的成果,必须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这样才能保证古籍数字化产品的质量。

第26届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热

面对古籍数字化研究成果缺失、内容割裂的问题,中华书局也用实际行动做出积极的探索。问题的核心突破口就是构建古籍社之间资源结构性聚合的统一平台。顾青说,作为古籍出版的重要形态,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的新方式。通过建立加工标准和规范,采取直销模式,组建营销团队等方式,坚持中华书局在出版上严谨认真的态度,树立中华书局的品牌形象,使古籍数字出版产品化也成为维护作品数字版权的一种更好的方式。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2009-12-17 由于各种现实状况的限制,国内出版社的古籍数字化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反而是一些文化公司和信息技术公司主导了古籍数字化和商业化运作。在古籍数字出版方面,出版社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应当如何着手,从而让其成为出版领域新的增长点? 技术能否突破 出版社的人才结构平面化、单一化,使得出版社在面对机遇的时候往往无从下手。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说:“我们感觉数字出版在以后会有很大的前景,但在实际操作中还会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也有不少出版社认为,目前古籍资源数字化的技术已经不是难题,技术的进步反而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上世纪90年代末期,数字化技术不成熟,一本书从建档、扫描到入库,需要花不少钱,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投入就能办到。现在甚至可以直接用数码拍摄,通过软件就能把图片自动转化成文字。 谢寿光还透露,该社通过与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翰堂古籍数字出版系统,可以封装和管理汉字的总量超过7万,解决了汉字生字、难字多的难题。该社后续开发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等古籍辞书数据库。“如果以传统方式重印《康熙字典》,大概需要20名编辑,工作四五年。现在只需要两三名编辑,通过技术解决生僻字的问题,然后进行排版、校对,很快就能完成出版工作,还节约了大笔资金。”谢寿光说,“而且更重要的是数据库解决了《康熙字典》检索难的问题。” “出版社在没有相关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与技术发展商合作的方式,出版社负责产品框架的构造、内容的制作,技术发展商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建立属于自己品牌的数字化古籍产品。”谢寿光建议道。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认为,扫描转换技术不是最大的技术难题,关键是一旦把内容做成数据库,如何保护这些内容?目前的古籍数据库大多采用网上并发用户的使用方式,很容易被突破、盗取。“就算设置三五道关卡,也很难防得住,而且给读者的使用也带来很多的不便。”顾青说。 谁来投入 数字出版是一项高投入工程,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大部分出版社都缺乏资金。赵昌平表示,古籍数字化期望集团层面的投入。目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在紧密筹备数字出版的项目,将集团内的出版资源整合起来。 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介绍,该社之前也有打造 “国学经典数据库”的设想,但是论证以后觉得实施很困难。做数字出版投入较大,短期内很难赢利,以出版社的一己之力来做,目前的人力、物力、财力、风险都承受不起。后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就设想以集团的投资来做数字出版,打造湖南的数字出版平台。集团固然能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可是又带来另一个难题,那些无法当年赢利的数字化项目要通过审批困难重重。目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正筹划上市,要求出版社的项目必须追求回报率,“集团不会通过一个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回报的项目,募投的钱要求一年的回报就要达到15%,而古籍的数字出版是一项长年规划,不可能立即产生赢利,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肯定做不了。”易言者说。 谢寿光认为,古籍数字化应该是公益性的,国家可以成立专门的古籍数字化项目,让出版社来进行竞标,根据完成内容的多少给予资金支持,让所有出版社一起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这样资金和技术的难题都能一并解决。 怎么赢利 还有另外一个让出版社颇感踌躇的就是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目前尚未清晰,许多出版社不敢轻易动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不久前制作完成了一套“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分类整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典籍文献、现存的古籍文献,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籍目录。但对于这套已经完成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该社依然没有进行商业销售的计划。一方面如果做网络服务的话,投入太大,另一方面该社也曾跟百度这样的公司谈过合作问题,但因专业性太强,不能面对大众而不了了之。“有人建议可以让一个基金会买下来,付出项目投入的资金,然后让数据库在网上免费使用,想法虽好,但也还没有太大的进展。”该社社长郭又陵说。 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数据库尽管不属于古籍的范畴,但其赢利模式值得参考。《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杂志界的重镇”,不少研究者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份杂志。该数据库将《东方杂志》44卷819期/号全部数字化,形成文章库、图画库、广告库等内容,既可以提供浏览,也可以进行按需印刷。按需印刷的价钱是4.8万一套,包含5个并发用户数据库则是8万元一套。原商务印书馆信息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勇曾向媒体表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5年之内卖出去400套。“计算下来,投入只需200万元,而赢利将会有3000多万元。”刘成勇说。 在经营方面,该社主要通过其市场部的人员队伍来进行销售,主要面向图书馆、研究机构,另外也会寻找合作的代理商,但不会通过内容授权来进行销售。刘成勇说:“这个数据库产品销售到了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德国图书馆向我们购买了全文检索的版本,当这个版本还没做出来时就已经和我们达成了购买意向。” 如何防盗版 与《东方杂志》不同,出版社并不真正拥有古籍资源的版权,而只拥有古籍整理本的版权。如此一来,对于古籍出版而言,要核实对方是否盗版侵权,本身就十分繁难。而技术的发展让复制内容越来越容易,使得古籍社在古籍的数字化方面慎之又慎。 顾青介绍,尽管中华书局在2005年就成立了古籍资源开发部,另外从2001年开始该社就在做一个名为“中华古籍资源库”的项目,把已经整理的版本进行数字化,同时也进行搜索模型的开发,但是,该社目前也不考虑将这些资源进行市场化。原因就在于一旦将这些资源公开,盗版将会是巨大的难题。顾青强调:“我们也遇到很多人使用了我们的内容,也打过官司,最后官司打赢了,可结果是得不偿失。如果不能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谁敢把自己的核心产品放到网上去?”就此问题,他打了个比喻,“就像一个人家里藏了金子,在满地盗贼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拿出去。” 赵昌平对于盗版问题的担忧也表示赞同,他说:“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资金做的书,反而电子书运营商花很小的代价就把书拿过去了,这让我们的出版受到很大的冲击。” 揭秘:十大印刷细分市场No.1,最高

创新理念古籍数字化需多方努力

在2016年美国印刷大奖评选活动中,上海15家印企的45件印品参评...

除了国家层面的推动,还要有出版单位的积极响应,徐丽玲还表示,目前除了现有的传统古籍线装图书客户如大学图书馆等之外,新的消费群体是潜在的。对此,我们一要适应,二要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导更为重要。

今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日报》赫然以醒目的标题发了一条令业...

版权保护不力使古籍数字化盗版产品的存在,让上海图书公司副总经理张世军从中看到了古籍数字化产品的市场空间,在淘宝搜索页面搜索《申报》电子版,出现的不少链接都是盗版的。张世军表示,在这一背景下,公司开始了数字化业务探索。从组织架构调整、战略规划、资金保障三个方面入手,目前,上海图书公司已经拥有了古籍按需出版的专业平台尚图网,古旧二手图书交易、公益漂流与阅读分享的书适空间,古籍艺术品数字拍卖及业务综合管理系统等。

参加国际大奖评选?上海印企充满自

初秋的扬州,天气凉爽。在这片孕育了中国古籍图书印制工艺的土地上,第29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3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古籍出版单位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字时代古籍出版的现状、问题与思考纷纷发言。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古籍出版人的共识,而如何转,转成什么样,则成为古籍出版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与其他出版类别不同,古籍出版担负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在内容质量、版权保护、行业标准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新时期的技术手段,让古籍出版在传承传统出版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方式。

印刷业受关注最多的还是处于行业塔尖部分的少数企业。很多时...

一方面是古籍出版单位以实践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业内也呼吁能够对古籍数字化做顶层设计,使其进入国家的战略层面。对此,谢寿光表示,要加强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战略;国家整体把控古籍数字化项目,使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加强政策中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数字化建设政策中的协调和管理;大力开展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

用“行动”见“心动”,绿色印刷

虽然将古籍出版与当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建设具有高水准的古籍数字化产品是众多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但事实上,面对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一些问题依然制约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缺乏整体规划,重复建设严重;缺乏统一标准;版权问题制约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检索技术亟待完善;研究支持功能有待提高谢寿光谈到的问题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主题演讲┃德鲁巴释放重要信号:

创新思维 古籍数字化不意味放弃传统

2016年7月14日,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八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国家新...

内容质量得到保证后,版权保护问题随之凸显。与会代表表示,版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版权,出版社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依靠古籍数字化产品赢利就更加无从谈起。顾青也谈道,古籍整理作品拥有知识产权,受到著作权法的确认和保护。古籍数字化产品也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在徐丽玲看来,古籍出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小众市场,不能等待古籍数字化顷刻之间将万卷诗书控于掌中,从而使古籍线装图书在网络世界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因此,除了为国家工程提供技术与财力支持,古籍出版单位应该坚守本源,通过周密的市场调研,准确锁定目标消费群体,然后推出这一特定群体最需要的细分产品,以适应这一特定群体的特定价格,通过特定的渠道,运用特定的传播方式进行产品的精确营销。

张世军将上海图书公司数字化业务的探索形容为斜坡上的攀爬,并在谈及对数字化转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时说:不转型一定等死,转型未必找死。业内对于古籍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呼声可见一斑。

顾青在发言中还提出,在政府指导与支持下,在学术界和IT业共同主持下,全行业协作,古籍数字化工作方能取得成功。也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从2003年起,中华书局开始中华古籍语料库的建设,将中华书局传统铅排古籍通过OCR等手段进行数字化,积累了3亿字高质量的整理本古籍,为日后古籍数字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创新做法古籍数字化难题逐步突破

谈到古籍数字化取得的成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表示,近年来,一大批古籍文献被整理并开发成数字产品,众多古籍书目数据库建成,数字图书馆和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发展迅猛,古籍数字化的技术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谢寿光谈到了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打造资源库和出版平台;形成特色数字化产品;建设互动社区培育消费市场;开展技术研发,再造工作流程;探索商业模式和制定标准等。为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丰富的古籍资源,进行古籍数字化产品开发。其中《说文解字》数据库可将过去必须造字的汉字,同常见汉字一样,在全球通用的平台上复制、编辑、发布和传送。

不仅是百年老社中华书局,一些地方古籍出版单位也在古籍数字化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尝试,通过将传统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完成对传统古籍文献的创新性保存和应用。如黄山书社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数字出版工程项目平台等。

转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何转才能更好地传承古籍出版的优良传统?扬州古籍线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丽玲认为,我国存世古籍是一个采掘不尽的丰厚宝藏,保护和光大这笔宝贵财富的责任主体首先应当是国家,对处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古籍出版单位来说,绝不可以轻易放弃传统技艺。

今年6月,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这是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字产品,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化。中华经典古籍库一期收录了近300种书目,计2亿字,自发布至今,已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71家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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